遏制通货膨胀重要，还是公众的基本生存重要？这是一个不难判断的问题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通货膨胀达到8.5%的5月12日，7.8级汶川大地震在事实上宣布了紧缩性宏观调控的终结。
　　
西部至少五个以上的省（市）出现人员死亡和学校、公路、铁路、桥梁、水坝等基础设施严重破坏。在此情形下，巨大而深远的宏观经济冲击，导致任何紧缩性政策已经丧失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遏制通货膨胀重要，还是公众的基本生存重要？这是一个不难判断的问题。那么，在政策上，只有按照战时经济模式加大投资规模，才可能尽快保证公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所谓战时经济政策，其基本要点是财政、供给和进口。
　　
一是尽快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战时财政投入的特点是专项化。当前，有必要实行面向灾区的专项大额财政投入。显然，10亿元以下的救灾性财政支出，仅能初步满足灾区药品、医疗开支，远远不能满足西部省份居民住所和基础设施的“高质量”重建。仅四川省200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在5842亿元，各省损毁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需要1万亿元以上的投入。
　　
这就需要财政收入向西部倾斜，也需要发行特别国债（突发灾难事件处置国债，不列入预算）。与此同时，货币信贷投放必然会出现跳跃性增长，这需要在中央银行监测信贷总规模的同时，由财政部给予面向西部家园重建的专项贴息（甚至可以是零息）；但是，任何重建项目建设都必须公开透明、接受独立审计。
　　
二是实行战略物资供给平准政策。灾难发生后，食品、饮用水、医疗器械、建筑材料、燃料动力价格都可能出现从短缺到囤积居奇，再到进一步短缺和价格高涨的阶段性演变。问题是，灾难导致对战略物资的总需求呈现刚性，惟有通过国家机器加强对战略物资的供给，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一方面，以政府购买实现对商品库存实施消化，并最终用于西部消费；另一方面，以政府所吸收的产品库存投放市场，平抑可能出现的高物价。当然，此种做法一定会贴上“反市场”的标签；但灾难面前的市场是扭曲的——突然释放的需求会加剧供给垄断，从而侵犯消费者剩余。
　　
三是动用外汇储备，实施贸易逆差政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被认为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那么，此时恰好是消除这种根源的良好契机——在消化国内产能的同时，中国应该成为国际初级产品、制成品和技术的主要进口国，以支持西部重建。当然，这可能会造成对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正好可以彻底堵住西方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指责。
　　
最后的问题还是通货膨胀。然而，如果以东部地区10%以上的通货膨胀成本，换取西部多存活一个人——或者说，让全国和世界承担通货膨胀税以实现家园重建，都不是一桩过于昂贵的决策。更何况，战时政策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更重要的是，对于任何一个个体而言，生存是无价的。在未来某个时点，当我们再次核算为救灾所花费的经济成本，“微不足道”将是最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