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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降低外贸顺差和缓解通胀,但一次性升值10%并非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的“灵丹妙药”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向的讨论又热闹起来。虽然出现了倡导人民币一次性贬值的新观点,但关于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猜测似乎更占主导。我认为,目前人民币虽还不具备一次性贬值的条件,但一次性升值的论调可能危害更大。如果纯粹为了降低通货膨胀,采取市场上传言最盛的“一次性升值10%”的措施,也许是“饮鸩止渴”。
虽然从理论上讲,货币升值可以通过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缓解通货膨胀,但不能高估升值对降低通胀的作用。对于香港、新加坡这些以第三产业为主、主要依靠进口产品满足自身消费品需求的经济体来说,升值抗击通胀的效果相当明显;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国内生产满足国内消费品需求的国家来说,其效果就相当有限了。
从数字上看,虽然中国目前的进口额大约占国内消费的60%,但我们的进口中有一半是加工贸易(这些产品最终还要出口到国外),真正留在国内使用的进口产品只占到国内消费的30%。这其中,还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原材料或投资品,而非最终消费品。
虽然进口原材料和投资品价格的下降,也可以通过降低厂商的生产成本,来降低其生产的最终消费品价格,但前者下降的幅度能否全部传递到后者,却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同时,从前者传递到后者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见得能立即解决目前抗击通胀的燃眉之急。即便对进口消费品来说,汇率升值带来的进口成本的下降,能否百分之百地转化为进口商品零售价格的下跌,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预期较高的环境下,汇率升值的好处很可能会被很多中间商所“截获”。
如此算来,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即汇率升值可以立即、并百分之百地传递到国内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上),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10%,最多只能降低国内通货膨胀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现实中这一传递机制的不完全性和滞后性,一次性升值10%也许只能降低当年国内通货膨胀2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到进口产品的类别与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的篮子之间的区别,这一影响将会更小。
举例来讲,我国CPI中食品所占的比例最大,而食品进口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却不足3%。即便剔除掉加工贸易进口,食品进口占留存国内的进口额的比重也不足6%,远低于食品在CPI中所占33%的分量。考虑到这一技术性因素,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对我国消费物价的影响也许连2个百分点都不到。
以上分析还仅仅是静态的。如果考虑到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对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动态反馈,也许升值的效果还要再打折扣。这里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进口增加(尤其是对国际大宗商品的需求增加),很可能导致国际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事实上,目前支撑全球商品价格的一个主要因素来自中国的新增需求,而商品市场的分析师和交易员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密切关注中国需求的变化。
举例来讲,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对铜的需求增加几乎全部来自中国,而世界其他国家对铜的需求则在下降。同样,2007年全球对石油的需求比2006年平均每天增加约120万桶,中国的需求增加达到了每天50万桶,占到新增需求总量的40%。如果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导致中国大量增加进口(尤其是能源、食品和原材料等),很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全球商品的价格。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进口产品国内价格的下降,也许会被其国际价格的上涨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
另一个会令一次性升值效果打折扣的动态因素,是亚洲及世界其他货币汇率的反应。自去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元对许多主要货币的汇率都出现了大幅贬值,很多投资者甚至担心一些钉住美元的货币会与美元脱钩或作一次性升值。如果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10%,势必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带来新一轮的冲击波,引发其他一些货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甚至成为一些实行钉住汇率的货币与美元脱钩的导火索。
事实上,在2005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的当天,亚洲许多货币都对美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升值。这实际上降低了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也部分抵消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降低通货膨胀的作用(因为中国不只从美国进口,还从世界其他经济体进口)。
因此,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10%并非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的“灵丹妙药”。即便它能够降低国内通货膨胀3个百分点,其所付出的成本也可能远大于通胀下降3个百分点所带来的收益。
虽然我也认为,人民币还有继续升值的空间,但目前,人民币汇率已开始步入许多出口企业的成本敏感区内,前期采取的各项降低外贸顺差的政策措施已开始逐步发挥作用,以及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影响即将展现。在此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10%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一次性升值虽可在短期内大幅减少贸易顺差,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通货膨胀,但也可能成为“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对许多出口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致命打击,引发大面积的破产和失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利。
另外,一次性升值会损害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的“渐进性、可控性、自主性”的汇率政策的可信度,所引发的新一轮投机性升值预期,会令中央银行管理资本流动的任务难上加难。
总之,在我国外贸顺差仍然高居不下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升值的基础和必要。但采取一次性升值10%的措施在当前的情况下并不可取。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采用新加坡式的钉住名义有效汇率的体制可能是汇率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作者为雷曼兄弟公司高级中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