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对价格波动的反应，食品市场最终将重归均衡。但今后一两年食品价格很可能保持高位

食品价格暴涨可能是今年最出乎投资者意料的事件之一。根据芝加哥期货市场的资料，今年3月玉米价格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0%，稻谷价格上升了80%，小麦则上升了143%。
　　
中国关于食品价格的担忧最初始发于猪肉价格的波动，但很快扩散到其他食品。今年2月，食品价格平均上涨23.2%，而肉类和蔬菜价格更分别狂升45.3%和46.0%。对亚洲多数国家和地区来说，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基本主食大米的价格。
　　
食品价格高涨可能会引发起码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食品价格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对民众来说，食品并非普通的商品。在泰国和菲律宾，部分农民开始在晚间守护田野防止偷盗，在印尼和越南也出现了一些社会不稳定事件。第二，食品价格也可能危及宏观经济稳定，如果食品价格上升的势头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就可能促发工资水平上涨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普遍提升，全面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第三，美国经济的经济衰退势将在今后几个月内严重影响到亚洲和中国的出口，较高的食品价格和通货膨胀水平可能钳制决策者调整政策以应对外部需求疲软的能力。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今天如此高涨的食品价格呢？从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过去几年，无论是在全球其他地区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出现严重歉收。事实上，全球粮食产量在2006年增长了0.8%，在2007年又再增长了1.3%。但全球粮食储备数据却又展示了另一种情形，1999年全球粮食储备总量为5.85亿吨，相当于当时115天全球的消费量。但到2007年，储备量已经下跌到3.09亿吨，仅相当于54天的全球消费量。储备直线下降自然会影响市场的信心。
　　
大概有五个方面的趋势性变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食品价格上升。首先，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加速增加了全球食品需求。过去十年，新兴市场经济保持了5.0%的平均增长速度，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和印度，分别实现了10%和7%的速度。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在过去五年加速到6%左右。
　　
第二，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后果之一，便是农业资源日益减少。比如在中国，自改革开始以来，大量农地被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占用。2007年全国的耕地面积为1.22亿公顷，比1996年的1.3亿公顷减少了6.4%，也即每年减少耕地75万公顷。
　　
第三，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温度上升、降雨增加、干旱和洪灾日益频繁，使得农业生产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根据国际粮农组织的研究，如果气温平均上升两度，控制农作物病虫害的农药就可能需要翻番，但大量使用农药不仅有害人类身体健康和食品安全，而且可能进一步对环境造成伤害。全球气候恶化，也许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之一。
　　
第四，非常高的能源价格直接推动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产品价格上涨。仅仅两年前，国际石油价格还处在每桶40美元的水平，但今年已经上升到110美元。较高的石油价格自然抬高了用于农业生产的柴油和化肥的价格。有些农业经济学家指出，这一轮食品价格上涨中，起码有30%是由石油价格引起的。
　　
最后，石油价格还通过另一个途径影响食品价格，即由于能源价格越来越高，许多国家都开始更加积极地实施生物燃料政策。比如在美国，小麦对石油的交换汇率由上世纪70年代的1上升到过去两年的14，而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玉米也占到美国全年粮食产量的近20%。
　　
如果对上述因素做简单的线性推论，我们可能会对全球食品市场前景得出非常悲观的结论。这一点也许与两百年前马尔萨斯的结论不谋而合。不过，他当年所观察的系统相对比较简单——食品增长速度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30多年前，一群“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又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提出了“增长的极限”命题。
　　
今天看来，这些分析有一个共同的方法论缺陷，即低估了生产技术对需求和价格信号反应的能力。事实上，上世纪的“绿色革命”和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就是其中突出的范例。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食品市场波动并不特别令人担忧，供给和需求都会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最终使市场供求重新取得平衡。但对投资者和决策者来说，也许“长期”这一概念并无多大意义，正如凯恩斯曾经说过的，“就长远来说，我们都将不在人世”。
　　
当然也有一些短期性的机制可能会影响到食品价格的变化，包括迟缓的供求反应、顺周期的库存行为及政策干预。
　　
自由市场的特点之一是，如果价格上升，需求就会减少，供给就会增长，这样市场可以很快重回均衡。但食品市场有些特殊的地方。首先，食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远低于其他消费品，也就是说，消费者因为价格变化而调整消费的幅度比较小。另外，食品供给反应也不像制造业那么灵敏。农业生产有季节性问题，例如养猪有“猪循环”理论，即生猪供应反应一般需要18个月时间。
　　
因为食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个人和商业部门的库存都有顺周期的倾向，在价格上升的时候，普遍预期是未来价格会变得更高，因此购买者想多买，而出售者又想少卖。这样就可能使得本来有限的市场波动演变成非常激烈的市场振荡。
　　
亚洲的大部分政府都将食品视为特殊的政治产品，粮食安全往往是很重要的政策目标。一旦食品市场波动，政府就会采取干预措施。去年以来，亚洲许多政府已经开始限制稻米出口，中国政府不仅取消了粮食出口的补贴，而且开始对粮食出口征税，今年初又开始控制食品价格的调整。这些反市场措施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它们往往会进一步扩大市场缺口，滞后供求反应的速度，并可能导致低效率甚至腐败。
　　
这样看来，尽管食品市场的远景并不令人担心，但在今后一两年内，食品价格很可能保持在高位运行。
　　
食品持续高价，意味着从紧的货币政策将会维持一段时期。当务之急，应该是控制通货膨胀预期，防止食品通货膨胀迅速蔓延到其他经济部门。但我们并不认为央行应该大幅度加息或者货币升值，因为这些措施并不能有效地将食品价格拉下来。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已经出现衰退，现在大幅度紧缩货币政策，会加剧下一步经济疲软的风险。
　　
如果要缓解食品市场的形势，政府也许可以把工作重点放在尽快增加食品供应，包括供应优良品种、提供经济补贴、帮助建设农业基础设施等。另外，政府也应该在城市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帮助低收入阶层应对食品价格的挑战。（作者为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观点不一定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