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思考如何依靠微观经济主体应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放缓

当前的经济运行是令人困惑的。诚如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所指出的，200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推动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的因素并存，由此导致的“决策困难”意味着宏观调控处于十字路口。
　　
事实上，当我们把目光过度集中于宏观调控时，更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即使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工具使用都准确无误，微观传导途径的顺畅与否同样会影响政策效果。换言之，微观经济主体能否有效管理当前的种种不确定性，或许是经济运行的本质问题。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在宏观上，如何实现通货膨胀治理和必要的经济增长之间权衡取舍；二是在微观上，如何构建更为有效的微观金融传导机制。两者都意味着在近期必须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
　　
首先，宏观调控工具需要创新。这种创新首先应立足于对微观经济主体利益冲突的理解，由此才可能实现政策的有效性。
　　
至少在中国，宏观调控不仅仅是一个宏观问题，更多地体现为微观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这是转型经济国家特有的现象。比如，在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贷款利率意味着企业成本，而存贷款利差意味着金融机构收益，任何变化都将导致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动。于是，如果中央银行更多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货币市场利率，间接影响存贷款利率在理论上应该是一种更为可行的手段。这是因为，中央银行可以不再人为确定银行的收益和企业融资成本，一切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当然，良好的工具要发挥效果，仍依赖于微观金融机构完备的风险管理能力和信息敏感度，如此才能有效传导政策意图并影响实体经济。
　　
其次，对宏观调控方向的判断，同样需要引进新型金融工具。
　　
事实上，我们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潜在假设仍然依赖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即失业和通货膨胀具有某种替代关系，但这建立在产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基础上。那么，在2008年，是否可能出现某种宏观调控的后果——既压缩了通货膨胀，又没有带来经济过度紧缩与失业？宏观调控当局的判断，基本立足于政策间的平衡，或者说是“度”的把握。然而，如果从金融工具创新的角度看，或许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新的结论。
　　
以广东省为例，2007年贸易顺差高达1044.43亿美元，占全国（2622亿美元）的39.8％。出口3692.46亿美元，占全国（12180亿美元）的30.3％。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如何从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角度提供服务，是金融业必须考虑的创新方向。从金融业角度看，这种服务不附带对存贷款规模的要求，不占用资本金；从企业角度看，风险锁定稳定了企业的效益预期，就业与产出或许就不会因宏观调控而受到实质性冲击。温家宝总理担心的美元何时见底的问题，或许就不会构成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不确定因素。这样，从金融创新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既控制通货膨胀、又不伤害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第三，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尤其需要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
　　
在2007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12次上调后，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被装入笼中。但有理由相信，紧缩首先必然伤及融资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企业，这可能会动摇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基础——因为中国人均GDP、税收总额最高的两个三角洲，也都是中小企业最为繁荣的地区。因此，如果在信贷紧缩的同时，进一步放开债券市场，由商业银行试办产业投资基金，用浮动收益替代固定收益，将能够推动金融业把有限的资金运用于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最具推动力的产业和企业。而在以往紧缩期必然出现的、融资进一步向大城市、垄断行业和大企业集中的态势，将不再沿袭。
　　
在我们把目光集中在来自中央的宏观调控工具之余，也不妨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思考如何依靠微观经济主体应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放缓。尽管我们因美国次级贷款风波，会担心金融创新可能引进新的风险；但以此证明放弃金融创新就可有效地管理当前的宏观金融风险，其理由并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