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领域最令人意外的发展应该是通货膨胀水平的急速上升，这一年的一般消费物价指数（CPI）大大超越了2006年底最大胆的预测。更加复杂的情况在于，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过的其他几轮通胀相比，2007年的通胀具备许多独有的特征，例如，在CPI快速上升的同时，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大体稳定；在CPI内部，核心通胀基本不变，食品类价格大幅上升；在食品价格内部，粮食价格大体稳定，其他类价格大幅上升；在公众开始感受和抱怨通胀压力的同时，从电力到运输，在生产领域并没有观察到明显的瓶颈约束；在三次产业中，第二次产业价格稳中有降，第三次产业价格大幅上升。这些特点在1994和2004年前后的通胀中都没有出现过，这暗示在中国经济内部可能正发生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对2007年通胀的恰当分析，需要同时解释以上模式和特征。

解释通胀的三个维度
　　
在2007年通胀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提出了许多解释，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原因在于货币信贷增速过高，流动性太多；另一类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并以农民不愿意种地和养猪来举例。
　　
流动性过多的解释当然简单，并具有吸引力。以此为基础看，1994和2004年的通胀也都可以归结为货币供应过高，但为什么本轮通胀会表现出前述特征，仍然不是很清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解释在证据上似乎也缺乏完整性，例如在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的同时，为什么工业企业的利润还在改善？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民工荒”从2004年就开始了，为什么2005-2006年的通胀很稳定？为什么2007年以来粮食价格的总体涨幅也大体稳定？这里，我们针对2007年的通胀提出一个略微不同的解释。这一解释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
　　
其一，中国可贸易品（主要是工业产品）的价格是在全球范围内决定的，不完全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凉热。这表现为中美两国的PPI多年以来基本同步。由于工业品生产构成了第二次产业的主要内容，因此二次产业的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大体同步波动（图1）。

换句话说，包括中国需求在内的国际经济波动决定了美国和中国的PPI，从而决定了中国的二次产业价格指数。有理由相信这一同步关系在2008年仍将大体成立。
　　
其二，中国食品类价格与GDP缩减指数大体同步波动（图2）。表面上，食品类价格与粮食等农产品的微观供求直接相关，而GDP缩减指数包括了经济范围内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直接。但多年以来，中国消费物价指数中的食品类价格与GDP缩减指数却基本同步波动；即使在GDP缩减指数中扣除第一产业的影响，这一同步关系仍然成立；这说明作物的丰歉等微观因素在多数情况下不是影响食品类通胀的主要力量。这一同步关系能够确立，相当可能的原因是：GDP缩减指数的波动推动了农户生产和生活成本的变化，同时影响了农户的通胀预期，从而影响了粮食的生产和供应。

其三，劳动力工资加速上升，超过了第三次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是2007年以来通胀压力快速上升的主要推动力量。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影响最终产品和服务价格的投入要素有三类，即资本、劳动力和进口品。这些要素价格的上升都会推动通胀的发展。
　　
进口品价格上升推动通胀的情况比较简单，最典型的是石油，部分国家可能还包括粮食。2007年以来国际范围内的石油涨价无疑影响着国内的通胀，并直接表现为成品油价格的上升和局部地区偶尔出现的“油荒”。部分由于成品油价格管制，部分由于CPI构成的原因，石油涨价对2007年中国通胀的影响并不大，工业部门总体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吸收了这一影响。另一个例子是，受生物燃料技术兴起的影响，国际范围内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价格大幅度上升，影响到国内的价格。
　　
由于总需求上升等原因，存量资本会出现短缺，从而形成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推动通胀的发展。存量资本短缺会表现为经济的供应瓶颈（例如煤电油运的紧张），表现为产品价格和企业利润的大幅度上升。1994年和2004年前后的通胀应该属于这种情况，就2007年的通胀而言，经济的供应瓶颈似乎并不明显。在存量资本短缺导致通胀上升的背景下，高速投资形成的资本存量的上升会迅速降低通胀水平，这也是2005年以后中国通胀压力迅速消除的原因，1995年后通胀水平持续降低也与此密切相关。
　　
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特别是劳动力工资超越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显然也会形成通胀压力。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可能是通胀压力的主要来源。至少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还没有经历过主要由劳动力工资的过快上升所推动的通胀。然而2007年以来的通胀似乎开始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由于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速度并不一样，因此在劳动工资增长过快的背景下，生产效率进步较慢的部门将出现盈利下降和价格上升并存的局面；严重时，所有行业都会出现价格上升和盈利下降的状况。从2007年以来的数据来分析，这样的局面可能正在出现，即在第三次产业内部，在价格上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在下降；而对于第二次产业来说，在价格稳定的同时企业盈利仍然在上升。这说明目前劳动力工资的上升速度超过了第三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但仍然慢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这种状况导致了第三次产业价格2007年以来的全面上升，推升了全部的GDP缩减指数，并带动了食品类价格的上涨（图3）。

第二、三次产业的价格指数出现方向性背离的情况并不常见。2006年以来，职工劳动报酬的增长开始超过GDP的名义增长（图4）。从收入法看，GDP可以分解为工人工资、资本报酬（含折旧、利息）和税收三个部分，因此，职工劳动报酬的增长超过GDP的名义增长很可能暗示企业的盈利能力在下降。在制造业部门，企业的盈利能力始终在上升，这表明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主要发生在非制造业部门，例如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从2006年就开始了，为什么其价格在2007年才开始上升呢？这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价格调整存在粘性，企业从感受到成本压力到最终提高产品价格会出现一定滞后；二是2006年第三产业仍然存在产能投放和供应增长的情况，压制了产品价格的上升。无论哪种解释是正确的，非常清楚的事实是，劳动力工资的增长超过了第三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推动了第三产业价格的上升，这种情况在2007年第一次出现，但目前尚没有扩散到第二产业。
　　
经济的扩张遭遇到劳动力供应的约束，并形成由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通胀，这暗示经济的增长率已经接近或超过了潜在增长能力的极限。经济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将导致劳动力成本的加速上升和通胀的进一步发展。在此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任务和目标是适当降低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上涨压力，并最终稳定通胀形势。
　　
如果我们把第三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速度比作地板，把制造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速度比作天花板的话，2005年以前的情况是劳动工资的增长速度在地板以下，各个行业的盈利能力都在提升，通胀压力主要来自资本存量约束，并且容易通过扩大投资来克服。2006-2007年以来劳动工资的增长处在地板以上，天花板以下的位置。其结果是制造部门价格稳定，盈利上升；第三产业价格上升，盈利下降。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地板以下的时期叫做经济扩张时期；把地板以上和天花板以下的时期叫做繁荣时期；把天花板以上的时期叫做收缩时期和衰退时期。经济从繁荣时期转入收缩时期可能来源于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增速继续爬升导致工资上升超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二是由于技术或结构原因，第二产业劳动生产效率进步大幅度放慢，这相当于天花板突然掉了下来。
　　
从现在的数据来分析，中国经济可能处在繁荣期刚开始的位置，宏观调控的任务主要是降低经济增速，并逐步缓解通胀压力。
　　
需要补充的是，由劳动力工资上升所推动的通胀可能具有较强的粘性，压力的缓解需要一段时间。2004年中国面临比较严重的通胀压力，2005年通胀很快就消失了，原因是2004年通胀来源于资本存量不足，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等到煤炭电力的供应能力追上来，通胀很快就消失了。
　　
由于目前的通胀主要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而劳动力的供应在短期内难以增长，再加上通胀预期会影响劳动力定价以及劳动力工资的粘性，所以目前的通胀大约不会像2004年那样在短期内迅速消失，而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从正面看，这是因为经济的强劲增长带动了劳动力市场的繁荣，是经济本身强劲的标志；从负面角度看，通胀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逐步消除。

加快汇率升值克服通胀
　　
以前述分析为基础，克服目前的通胀有三种路径：
　　
一是不采取任何措施，由经济和市场自发调整。具体来说，第三产业盈利的下降将导致第三产业投资的下降以及部分企业被淘汰，这会自动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迫使经济回到更稳定的状态。
　　
二是加快汇率升值。加快汇率升值会降低进口品的成本，并淘汰在边际上没有竞争力的出口企业。这会释放一部分劳动力资源，从而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三是进一步提高利率，并配合一定的行政控制。提高利率也会淘汰边际上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并降低投资需求，从而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需要明确的是，汇率和利率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是不同的：汇率升值主要淘汰出口企业，并将资源转入非贸易的生产部门；利率调整会淘汰各行业中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从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加快汇率升值可能是最明智的措施，这既能够缓解对外失衡，也有助于降低通胀压力；利率政策和信贷控制的手段顶多只能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
　　
从草根层面看，迄今为止的汇率升值和利率调整政策可能正在产生影响，其作用在未来无疑将继续发挥；在这样的条件下，中期调控过度的政策风险（例如1995-1999年的情况）值得担心，尽管这一情况不太可能在2008年出现。
最后，对通胀问题再补充几点看法：
　　
一、尽管将2007年的通胀压力全部归结为局部市场的扰动因素可能并不恰当，但这些扰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通胀水平；同样比较明确的是部分扰动因素可能很快消失。典型的例子是饲料和猪肉价格的比值处在很不正常的水平，这很难简单用劳动力成本上升来解释。
　　
二、中国的核心通胀与PPI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2007年以来核心通胀始终稳定的基本背景。这样的局面看起来至少部分地同价 格管制相联系，例如政府对电力、自来水、教育等产品和服务价格的直接干预。如果这一猜测正确，这将暗示中国的核心通胀作为揭示经济通胀压力的重要指标，也许并不具有在其他经济体中所体现的、比较灵敏可靠的经济和政策含义。
　　
三、理论上，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如果工资的增速处在高于地板、低于天花板的位置，那么高效率生产部门的价格将下降、低效率生产部门的价格将上升，经济总体的通胀仍然可以很稳定。在现实条件下，高效率生产部门的价格在国际范围内被决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结果是出口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扩大，这样系统性的通胀压力就取决于低效率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克服这一约束的办法是加快汇率升值，或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时，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将推高汇率，降低进口品的成本和可贸易品的价格，从而抵消低效率生产部门价格上升的影响。美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强势美元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速的上升，并稳定了美国的通胀压力，原因应该在此。当时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快速进步提高了投资回报率，最终带动了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升，并支持了强势美元汇率；强势美元降低了石油和其他制造品的进口成本，从而稳定了美国的通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