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高速增长与经济风险并存——实际GDP保持11.5%左右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定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经济结构、资源利用效率、资产市场和通货膨胀方面的问题也变得更为突出。这可能是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决定开始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过去两个月来，政府已经再次将宏观调控的重心转向行政手段，包括强制商业银行实现零信贷增长和检查各地房地产政策落实情况。
　　
宏观紧缩政策在2007年初就已经开始实施，人民银行连续多次加息和调高存款准备金比例。但是这些措施似乎没有对宏观经济形势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有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由此认定，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够顺畅，因此只有回到行政手段才能立竿见影。但行政措施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力度较难把握。大部分行政手段基本上是反市场的，不但可能摧毁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市场制度，也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
　　
基于2007年的经济形势而轻易地断定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中国无效，可能过于轻率。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可以提供一个突出的案例，人民银行在2007年内连续五次提高基准存贷款利率，这样的频率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但事实是从年初到年末，扣除通货膨胀以后的实际存贷款利率下跌了约三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政策远远地落在了实际经济发展的后面，货币政策环境不但没有收紧，反而变得更为宽松，因此也就不会对宏观经济风险产生任何遏制作用。
　　
我们将多年来中国经济超高速成长与日益严重的宏观经济风险同时并存，归结于“全民补贴生产”这样一个增长模式。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历程，可以简单概括为产品的彻底市场化和要素的持续扭曲。产品市场化不但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保障了供求衔接。但是在要素市场上，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依然扭曲要素价格，人为地压低劳力、资本、土地、能源和环境的成本，实际就是全民补贴生产，保障高速经济增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为压低的生产成本甚至将许多国外的投资者吸引到了中国。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在短短五年时间内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但这样的增长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最为突出的便是经济结构失衡。人为压低的生产成本增加了生产利润，增强了投资冲动，提高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出现了投资过度和对出口依赖过多等问题，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环境严重破坏更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现象。很多学者将消费不足归结为社会福利体系不够发达，但这可能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更重要的解释在于宏观的收入分配格局——企业利润高涨，政府财政充裕，而最终分配到民众手中的钱却十分有限。
　　
因此，中国宏观经济风险能否得到根本控制，关键在于能否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行政手段确实可以立竿见影，但只是饮鸠止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到了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刻。有些西方国家不愿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我们往往将其归结为政治歧视。但关起门来说，我们还没有建立真正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否则我们为何总是要依靠行政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呢？
　　
以市场化来改善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主要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现要素的市场化；二是加强使用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
　　
以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有效调控经济，不但要求增强调整的力度，更需要专业化的决策。过去一年，人民银行已开始更为积极地调整货币政策，但除了直接信贷控制以外，基本上仍是隔靴搔痒。货币政策微调是全球中央银行政策的共同特征，但是如果我们的利率、汇率依然远远低于潜在均衡水平，小步调整就不会对投资者或消费者的行为产生任何影响，更不要说政策工具的变化远远赶不上市场尤其是通货膨胀的步伐。
　　
制约货币政策力度的因素之一，在于中国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本来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其主要目标应该是保持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稳定性。但中国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在国务院，利率政策或汇率政策实际上成了各部门利益平衡的产物。这不利于宏观经济的调控，尤其是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也已经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实现货币政策的专业化决策。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明确单一，其他一些部门经济问题，如部分农民的收入和个别工人的就业等，应该由其他政策工具如财政政策来解决。
　　
要素市场化也是控制宏观经济风险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如果“全民补贴生产”的模式不改变，单靠加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投资过度的格局，单纯的人民币升值也难以彻底消除庞大的贸易顺差。因此，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就需要改善经济增长模式，消除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和环境等方面的扭曲，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也许2008年会成为市场化进程最后阶段的关键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