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今年夏天的剧烈震荡之后，在各国央行大举注入流动性和美国降息的帮助下，金融市场进入了一个暂时性恢复阶段。银行间市场正恢复正常，信贷成本不断下降，股价重新开始向创纪录的高位冲击。

因此，人们不禁会将今年夏天的动荡视作仅仅是“皮肉之伤”，而现在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但这种反应不够明智，因为有关未来的不确定性不仅仅涉及经济和金融问题：它还有着一个重要的政治影响。

与过去25年来人们经历的大多数系统性震荡不同，本次市场震荡始于美国——它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体系。尽管它的附带影响波及全球，但需要紧急政策干预的典型银行挤兑事件却发生在另一个工业国家——英国——而不是出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此外，美国短期国债利率的盘中波幅（接近100个基点）显然要比新兴市场债券更大。因此，今夏的市场动荡使人们对美国居民收入和就业状况，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感到担忧，也就不足为奇。

这些忧虑将在未来数月内逐渐消退。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但尚不至于萎缩，而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增速将继续逐渐以健康的方式放缓。实际上，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经济前景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要比最近这些事件引发的政治反应小得多。

当市场参与者逐渐扫清金融市场各个领域中的障碍之时，政界人士有可能花费大量时间争论事情的原因和结果。这种争论将远远超越次级抵押贷款崩盘、银行收房率上升和消费者保护措施充分性的范畴。政界人士将提出问题：复杂的金融活动最终是如何转移到先进的审查措施和监管机构职权范围之外的机构？

他们会想知道，世界上最发达金融系统的部分领域，为何没能形成基于市场的估值方法，进而抑制了买卖双方之间的有效互动。人们的疑问会指向银行系统，质问它们为何忽视了其资产负债表承诺的规模。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市场体系的运行状况相关。因此，官员阶层——企业高管、立法机构、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提出问题并寻求答案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们愿意看到的。但在这一过程中，记住补救与扭曲之间的细微差别十分重要。

在过去的系统性危机中，官员阶层对来自其它来源的流动性注入表示欢迎，同时采取了补救措施。毕竟，这些流动性的作用是促进市场混乱所引发的调整。但如今，要想博取这种欢迎已不那么容易。对于一部分现金储备以新兴经济体主权财富基金新近获得资本的形式存在，一些工业国家的政界人士感到不快。

他们不愿接受以一种能够使国际金融系统保持高增长和投资水平的方式来配置这些资金，相反，正以担心“国家安全”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可能会在配置资金方面做出“非商业化”决策为由，考虑设置有害的障碍。

在鼓励主权财富基金提高透明度并增加披露方面，工业国家的政界人士最好将重点集中在公司治理、投资流程和风险管理上，而不是采取一种明显会给全球经济增加两项成本的宽泛做法。

第一，如果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组合自然而逐步的多样化过程进行阻挠，不应有的政治干预会导致其它金融市场的扭曲，限制资本流入工业国家中创造就业的活动，并影响新兴经济体中未来几代人的福祉。

第二，过度限制跨境资本流动会助长全球保护主义势力，并加剧各国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行动已经放缓的影响，尤其是鉴于主权财富基金仅仅管理着2％左右的全球金融资产，而其面临的限制措施却远远超过那些更大的资金池（例如杠杆对冲基金）。

为了平息近来的市场动荡并强化金融系统，官员阶层通过注入流动性为市场提供了喘息之机，同时采取措施防止欺诈行为，这些做法是正确的。

但政界人士必须避免走得太远的冲动。如果他们有意或不小心阻碍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他们就会面临使一项综合补救工作走样的风险——此项工作只能通过金融市场参与者持续努力重组内部系统、改善风险管理，以及跨地理和产品界限的自由资本流动才能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