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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透过通货膨胀反思我国农村改革效率。从价格指标表现看,加息必要性具有金融理论的支持,但从指标背后看,加息并不能解决本质问题,甚至有可能引起我国结构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我们当前改革除注意短期因素外,更应从长期结构问题开始逐渐调整,而不能因为“怕痛”,而规避甚至回避一些问题,而这种结果将比当前的“短痛”更加严重,最终将会引起动荡乃至危机。从猪肉价格上涨表现背后的农村改革看,其涉及到我国农村改革战略与实际效益的本质问题。我国农村改革既是改革重点,也是改革前沿项目,但猪肉价格上涨带动食品价格上涨依然困惑于农村改革结构与效率问题,简单看是一个指标表象,实质是一个农村经济结构扭曲,政策效率不足的结果,实质是我国改革方案的实效性和有效性问题。由于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和金融倾斜效果的不足,不仅没有根本改观城乡差别,反之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差别,扭曲了发展理念和扩大了价格基础缺失,更带来社会、文化与行为素质的“蜕化”,即城市文化退让于农村文化,城市素质退化为农村素质,进而演化为农业产品“奇缺”的价格“紧张”。虽然从我国整体战略大规划的城市化角度看,农村向城市化转变是一个主目标,但我国发展改革阶段与国情国力的特殊性,使我国农村人口与质量的相对低下并非是简单或单一通过农村转移城市可以解决和改变的。反之这种转移不仅没有提升农村问题与矛盾甚至差异的缩小,甚至更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差别,形成城市化发展“下坡”的个别不利局面。因此,一方面我国农村改革总目标难以实质的转变,农村分流城市现象突出,并有所伤害乃至冲击农村实际和有效的改革,拖累城市化高水平的提升,呈现农村人口倾斜性恶化(老龄与幼年留存农村),农村问题转移并加剧城市化矛盾(农民工低价和城市工失业),最终形成我国整体社会知识、技能与素质的负面影响,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水平与社会文化基础水平的并进。这些需要我们从国家综合战略角度综合加以思考和解决,农村改革的效率并非简单价格单一问题,尤其值得反思我国农村改革收益与问题消化、节奏与效率收益、规划与结果的圆满与实效,而通货膨胀指标是一个短期农业产品缺失,长期是改革效率的不足,并非单纯宏观金融政策——加息可以解决的。从货币政策的汇率角度看,我们更不能只重视和看到城市工业、消费或投资层面的问题而预期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我们的视角应更多看到农村改革效率中人民币升值的反向作用,综合、全面考虑我国汇率水平的需求。
我们研究问题更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线看长远,以长治短、从短改长。笔者之前撰写过不少对改革理念与效率的文章,但面对现实,我们似乎更缺少长期战略与规划的应对,以及战略或规划结果的验收,从而使我国面临的内外压力积聚,并愈加难以解决。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和本质上思考改革的综合性、配套性、协同性、组合性和收益性,不能简单、单一应对问题和采取对策,而应在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大环境中统筹规划中,思考改革的全方位、总架构,以达到收益最大和损失最小。投资组合、指标上涨以及前景预期之中缠绕更多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缺失,计划或规划执行效果不足,我们需要稳扎稳打面对改革开放,脚踏实地面对国际竞争,基础和理性在于国情适宜与针对性改革的收益。市场经济的现实已经不能简单、拖沓或浪费时间的停留于制定计划,而忽略计划的实施与验收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