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原谅我老调重弹，再次谈起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最近一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经贸不厌其烦的谈论，引发我重新思考。

首先要提及两本刚刚出版的著作，它们分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Dani Rodrik的《中国出口产品如此特别》（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和耶鲁大学教授Peter Schott的《中国出口的成熟》（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这两位在美国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作者都试图论证同一个问题：与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相比，中国出口产品出人意料的高端，拥有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媲美的高技术附加值。

接着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位专家李翠和Murtaza Syed的论述。他们也在合著的《中国是否会改变》（Is China Changing its Stripes? The Shifting Structure of China’s External Trade and its Implications）一文中指出：中国正在完成历史上少有的快速转变，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令人吃惊的成熟经济体系。

把这两点综合起来，就会发现西方舆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和“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相比，中国有着非常与众不同的特性。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发展起了前所未有的成熟工业和高科技制造业。而且，它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影响全球经济。

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顺着Dani Rodrik和Peter Schott两位教授的思路，我们先考察一下中国出口商品的门类，然后进一步研究中国经济究竟有多么成熟。

两位教授的论证方法几乎如出一辙，都是把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比较。Rodrik根据商品技术含量的高低，计算了中国每项出口商品的科技系数，最后得出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科技含量；而Schott则以OECD成员国的出口产品为基准，对各个国家的出口商品进行技术分类。

两位教授另外的共同点还在于他们都希望寻找人均收入水平和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之间的关联。诚然，在经济学理论中，穷国最初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和出口技术含量低的初级产品。只有发展到了富裕水平，国民教育水平提高，才能进而改进经济结构和输出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

他们都得出了令自己都感到吃惊的结论：中国似乎打乱了正常经济发展步伐，在人均收入还很低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够发展出成熟的工业体系，并且开始向其他国家输出高技术含量的商品。

好了，不再转述两位教授的结论了，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说，有能力这么干的发展中国家决不仅仅只有中国，而且科技实力也绝非仅体现在出口产品上的。印度软件业的口碑众所皆知，而软件行业的科技含量也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出口商品。

接着，我要来反驳Scott教授。他说中国在最近20年里的科技进步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比拟，但是我认为印度正亦步亦趋地紧跟着中国，而且同样也不能忘记“金砖四国”的另外两个成员——巴西和俄罗斯。也许巴西过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俄罗斯原本强大的重工业基础让经济学教授们忘记了最近的20年里，科技也在不断进步。

如果读者们真的对“中国崛起”感兴趣，那么我想告诉大家关键的一点是：经济总量对于科技研究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从经济学理论上看，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在经济结构上就和小国有所不同。因为科技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小国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加大研发费用当然力不从心，但是大国的财政支出有着集成作用，这就是通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因此，不论人均收入有多少，中国总是可以集中一部分资金投入到诸如科技研发这样的领域。所以，我并不奇怪中国这些年来在生物、制药、汽车、空间技术和电子科技方面的进步。

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并无惊奇之处

进出口总值（进出口之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际经贸地位，但是我认为，净值能更好地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认真研究中国的进出口，你会发现中国并没有西方学者想象的那样神奇。

此前，我在本专栏已不止一次谈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这次，我想给读者一些全新的视点。

中国的进出口产品从广义上可以划分为：原材料、轻工业品、电子产品和重工业制成品四大类。

上世纪80年代，在经济改革的带动下，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在玩具、装饰品等轻工业品逐渐占领国际市场的同时，中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低端的电子产品生产。从当时的进口目录中，我们看到中国从国外引进的主要是机械设备和工业原料，正是这些从西方引进的设备，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原材料来发展它的制造业，于是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从一个自然资源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直到此时，中国的工业化节奏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也就是过去两年，情况开始发生了很大转变。

中国不断巩固在低端工业品上的领导地位，服装鞋帽冠绝天下的同时，电子产品的出口也实现了突破。更重要的是，中国停止大量从国外采购重工业制成品，并且最终在2006年下半年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重工业产品出口国。

此时的中国展现出了强大的工业实力，出口产品覆盖重工业和轻工业，囊括从低端到高端。如果说目前中国对世界市场还有什么依赖，那就是需要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

中国的发展看似神奇，但是认真回想一下，这和之前“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好像也没有太大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都是这样过来的。

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轨迹和中国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和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亚洲四小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时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曾经是机械设备和重工业产品的进口国，但是通过工业化转变之后，它们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停止了采购重工业产品，完成了工业体系的转向。直接结果就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我想读者们没有必要对中国的工业进步大惊小怪。不仅是中国，几乎每一个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都在经历着同样的转型。而且严格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有所滞后。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购买力平价（PPP）略低于7000美元，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在9500美元左右。早在1998年，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也都超过了4200美元。那么中国今天的人均购买力平价又是多少？在2007年，尚不足7500美元。

知道了这些，相信不少读者会改变对于中国经济的感性认识，中国只是走在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上。

进出口变化是周期性的，而非结构性升级

说到这里，本文的主题才刚刚开头呢。

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中国的贸易转型究竟是结构性还是周期性的？这一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有着很大不同。

到了1985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就逐渐缩小了贸易顺差的数字，重新开始从国际市场大量采购重工业制成品。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在遭遇了东南亚经济风暴的冲击之后，本地投资开始减弱，也开始成为商品进口国。

但是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的共识是，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还将继续维持其工业生产的强势。读者们应该也想知道，中国能否摆脱周期性的宿命，而开始一段结构性调整的历史？

尽管我看好中国经济，但是我还是要告诉读者，摆脱周期性宿命绝不可能。只要到了一定阶段，其进出口规模必定会发生翻转。

但是这个问题说起来错综复杂，我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中国直到今天为止还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尽管国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国内消费依然无法取代出口的作用，因此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

如果有人在2000年的时候告诉我，中国经济在今后7年里会以不可思议的高速发展，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预测：中国在2000-2007年里将会利用其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增加诸如玩具和服装这类低端产品的出口，在扩大轻工业品和电子产品出口时，从理论上中国还应该加大对于重工业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过去7年中国确实扩大了轻工业品和电子产品的出口，但是更重要的转型在于，中国成为重工业产品的净出口国。我想这才是中国这些年最让经济学家意外的地方，这部分“消失的出口”才是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

成为重工业产品的净出口国，确实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提升。但是在我看来，这并没有超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重工业出口扩大不过是数量的提升，而不是制造业水平上的提高。

其次，我想读者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就在两年之中，中国制造业体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如果中国重工业产品的出口真的是受到了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那么这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应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

换一个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它是否和国内需求的波动性相关呢？

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口开始逐步下降，但这并没有引发贸易顺差的减少，因为2004年，中国的进口产品数量出现巨额下滑，到了2006年，又是一轮巨额下滑。

造成这一点最明显的原因是从2004年开始的紧缩政策。从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通过银行信贷政策，抑制了房地产开发和建筑等行业的过热局面。短短几个月内，钢铁和原材料行业的需求出现了零增长，出口也受到重大影响。2006年初，中国为抑制不断升温的房地产市场，又开始了一轮流动性紧缩。这对机械设备进口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因此，与其说中国的制造业逐渐升级，不如说是国内需求的变化，造成了进口在短期内的剧烈变化。但是这也只是短期变化。

第三，如果认真研究的话，你会发现中国进出口数量变化集中表现在某个领域上。我认真研究了化工、机械设备和金属产品三个领域。化工领域没有太大变化，机械设备由大量出口变成了小量出口。最不可思议的转变发生在金属商品贸易上，中国开始大量出口金属产品。

这样的变化完全符合我之前的结论，金属产品出口的增长无法证明国家制造业水平的升级，因为金属产品内包含的科技附加值极低。

最后一点，从最现实的角度也就是利润来谈谈中国的制造业。如果有学者认为中国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增加意味着中国劳动生产率结构性的调整，那么为什么它无法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利润率呢？

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出口产品的利润不仅没有上升，还处在下降之中。2004年和2006年，每一次中国出现进口大幅减少而出口增加的同时，伴随的都是利润率的大幅下降。

综合以上几点，我再次提出：中国近年来贸易顺差的扩大，是受到国内产能过剩的集中迸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开发力度的减小两者共同作用的影响。就像20年前“亚洲四小龙”以及10年前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一样，中国是处在周期性变化，而不是结构性升级之中。（作者为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本刊记者齐忠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