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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有许多模式，比如日本模式、 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中国现在已认识到，其选择的模式是可以不同的。
“细水长流”的经济模式行不通
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运用策略和实施政策的适应性。旧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来，世界在变，中国国情也在变。中国要继续维持其经济的增长，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并与其国情和价值取向相适应，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去年，中国公布了“十一五”规划。规划已经反映了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今天我试图给这种新模型提供一种经济学解释基础，向大家介绍这个新模式的组成部分和其运作，并提出一些建议。
新模式有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对不平等越来越多的担忧，这种不平等包括农村内部、农村与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之间的不平等；对环境压力越来越多的担心；对创新越来越多的重视；经济从以出口为导向转向出口与国内消费相结合。
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重要的是目标要清晰明确，这个目标不仅是GDP的增长，还要持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这种提高应该是环境上可持续，在社会方面也要可持续，就是要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当前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正在强调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平衡。人们曾认为，如果整个经济提高，所有的人都会受益，但实际上受益是不平等的，这种“细水长流”的经济模式，是行不通的。国家必须采取更好的促进增长的模式。许多国家经验表明，即使经济高增长，也不能保障就业的增长，因为生产率的增长会超过需求的增长。结果是，这种增长模式对富国有利，而不利于穷国的经济发展。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发展趋向对环境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已进入了这样一个增长阶段，经济的增长带来的，比如房产建设、公路建设等都会对环境和资源造成持续压力。中国不能照搬或模仿工业国家的生活方式。再一个事实是，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因为市场会饱和，且这种出口增长模式也面临西方国家政治上的压力。
为什么要转变出口导向战略
这些事实要求中国寻找新的发展策略。为什么出口能够导致增长，而现在需要改变？首先，出口为技术提高打下基础。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区别不仅在于资源，还在于知识和创新。出口会使人找到缩短这种差异的方法，包括提高教育水平、增进技术投资。而且知识的传播通过工业部门传播会比较快，许多工业技术是从西方国家传播过来的。同时，出口工业还帮助中国采纳了西方标准和创造自己的标准。另外，出口能够增强竞争，竞争的加强又会促进效率的提高。
另一个原因比较难解释，但简单的说，就是增长能力超出了国内消费的能力。通过出口就不用担心国内的需求不足。国内消费能力提高需要金融体系来提供贷款，贷款是容易的，问题是如何收回贷款，金融机构很难分辨谁有能力偿还，谁不能。今天，中国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出口仍然很重要，但更宽泛的金融体制正在建立，这种体制能够提供更多的消费基础。中国在技术发展上已取得长足进步。中西方的技术差别仍然存在但已缩小。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学习，并创造了自己的创新机制。这种创新体制正是“十一五”规划的强调重点之一，中国已显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国内竞争环境，现在需要制定有力的竞争法，防止一些人获得垄断和寡头地位。
为什么出口导向战略必须要转变？旧战略就像一个卖主借贷，中国把钱借给工业国，以让后者来买自己国家生产的商品。问题在于，既然中国国内有这么多需求，为什么还要借钱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让他们的消费提高到他们本不应该享有的水平上呢？所以，中国要推进内部的消费和投资。如果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了，对出口的依赖也会降低，那么该如何提倡消费呢？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全世界都羡慕的，这种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但高储蓄低消费又意味着更多地依赖出口，这叫“过度的储蓄”。要理解它，首先要理解中国过度脆弱的社会保险网，中国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入也少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低于一些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更强的社会保障网将有助于提高消费，这一点对于农村特别重要。
另一个提高消费的办法是要改进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中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需继续加强。这中间要警惕的是，剥削性的金融机构和坏的破产法对社会产生的负作用。
在投资方面，中国现在更要强调的不是投资水平，而是有效配置。现在最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短期的冒险行为，他们是以个人短期收入为目的，特别是一些为了增加收入的地方政府，这种短期行为带来了糟糕的投资形式。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现在可以、也应该改变了。
中国“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
西方的技术发展模式可能和中国的社会目标不一致，所以，中国要建立自己独特的创新体制。创新是内生的，政策是可以影响创新的水平和方向的。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结构是中国的“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设计的内容就包括一种更具有创新的市场机制。西方的机制是建立在强有力的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上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虽然效率很高，但扭曲也很严重。以制药业为例，有太多的资金放在广告上，而更少的资金放在研究上，且研究方向放在了生活药品上，而不是在挽救性药品上，特别是挽救穷人健康的药品上。这种创新体制通过专利给垄断者以垄断权，这对创新有时是有压制作用的。
世界需要的是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因此，“一刀切”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即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适合于美国，也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实际上，美国也逐步认识到其知识产权制度对美国也不是那么合适的。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创新制度的一个方面，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组合，包括专利、奖励和政府支持。应更多地鼓励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比如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来使人们使用知识。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体制对另外一个国家不一定合适，国情不同、历史不同，目标也有所不同，对所有产权制度都是如此，这包括知识产权。要强调这些产权的局限，责任和权力的平衡要适应国情、历史和每一个国家的目标。
在此我要强调一下信息对一个国家的作用，好的信息对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需要好的会计系统，还要提倡并鼓励信息公开。我曾分析过以期权作为补偿的激励体制实际上提供了扭曲的激励。现在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经常没有合适的信息来做决策。私人和政府官员都有不合适的激励来提供扭曲信息或者隐瞒部分信息。美国与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错误信息造成的。这提醒我们信息来自多重渠道的重要性。活跃的、有责任的媒体在这其中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它给予人以各种信息的接触权。国际上也日益认识到要通过自由信息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我再谈一谈“摸着石头过河”问题。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在转型期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也是中国转型成功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对河岸那边已看得更清楚了。很明显，市场经济有许多模式，比如日本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各种市场模式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谓“自由市场模式”是非常极端的，事实上，也没有被真正采用过。美国极端主义者提出社会保险私有化，就受到大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每一个国家对产权都有很多的限制，并且要求产权者要尽一定的责任。中国现在已认识到，其选择的模式是可以不同的，选择何种市场经济就会创造出何种社会来。(本文由记者陈建利据斯蒂格利茨教授3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稿翻译整理，有删节，标题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