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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来说，投资与否取决于投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目前一些项目的投资回报并不丰厚，而政府和企业仍然决定上马，原因就是投资成本太低。比如，每当讨论人民币升值的时候，纺织企业总是诉苦说盈利空间只有3%，经不起快于每年3%的升值幅度，但是今年6月份纺织业的投资同比增长40%，服装业的投资同比增长55%。当地方政府廉价提供土地，对环境污染视而不见，并提供形形色色的减免补贴的时候，企业当然有投资的动力。
高投资率的增长隐含多重风险
虽然投资率高是目前国内体制和环境下企业的理性选择，但是由于这种体制和环境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如此高的投资率未必是中国经济长久发展的最优策略。
首先，它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高投资率一方面迅速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同时又压制了消费能力，这使得经济增长难以平稳和持续。按照发改委的意见，国内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在着产能过剩。当国内市场饱和时，企业会转战国际市场，因此如果把中国的产能问题放在全球市场而不仅仅是中国市场来看的话，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也许并没有像发改委认为的那样严重。但问题是一旦全球经济放缓，而国内的消费需求不能接过来支撑总需求这一重任的时候，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对投资的乐观派认为目前的高投资率并未导致通胀压力，今年7月份CPI同步仅仅增长1%，而2004年CPI在最高的月份高达5.4%，因此不足为虑。但是如果从投资增加产能这个角度考虑的话，作为消费物价的CPI并不是衡量是否过热的标准。这是因为投资拉动的是上游资源品的价格，而不是下游消费品的价格。事实上当期的产能增长只会压低，而不是抬高未来的消费物价。
国内消费的局面也不容乐观。虽然中国的零售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12%，但是零售只是消费的一个部分。政府在科教文卫的消费增长缓慢，这使中国的宏观消费在过去的六年里从GDP的60%下降到了2005年52%（图2），如果这样的格局持续下去，未来新增的产能就不能充分地被消费需求消化掉，从而导致市面通货紧缩、企业盈利下降、银行不良贷款上升。
其次，投资率过高有失收入公平。当投资成本过低、规模过大的时候，经济增长就更多地是由投资而不是就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果实就会更多地被资本持有者瓜分，而不是由劳动力的所有者分享。这些年来，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正在向企业和政府部门倾斜，居民分到的份额逐年下降。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近年来居民最终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的63%下降到了2005年的50%。这也是为什么居民消费增长不及名义GDP增长的又一个原因。
乐观派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为了每年增加100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高投资率也在所难免。但是，低要素成本刺激下的投资往往投向了如电解铝之类高能耗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企业，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
第三，投资率过高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创新动力和长久竞争力。投资成本过低时，企业追逐增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规模，而不是寻求技术的创新和管理的效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93-2004年的确快速提高，但是这个提高主要是依赖追加投资（即资本深化），而不是提高市场的效率和技术的进步（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图3）。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一脉相承，一旦资本的成本上升，依赖于资本深化的生产率提升就难以为继。
回归资源的真实价格是最佳良策
2004年的宏观调控之所以无疾而终，就是因为一旦行政手段放松，投资便迅速反弹。央行对货币政策的继续紧缩可在一定程度上给投资降温，但是作用有限。第一是因为资本价格仅仅是投资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第二是由于汇率制肘，货币政策腾挪的空间有限；第三是中国资金的体外循环严重，许多投资的资金并非通过资本市场筹集。因此在优化投资时，最佳的政策是让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都能通过市场定价，反映出其真正的稀缺程度。
虽然今年投资增长较快，但其实投资的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较2004年时都有了不小的进步。比如黑色金属冶炼的投资已经下降到了个位数，而投资则更多地向农业和铁路这样的基础建设倾斜。产能的过剩和资源的稀缺大概也还不会在近期内暴露出来。但是为了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稳定的增长，现在就应该提高资源价格、改善投资效率和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