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影:人民币不宜大幅升值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説法没有理解到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而一旦人民币真的如某些人士主张的那样大幅升值,对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来説,都可能意味著一场灾难。

最近一年多来,人民币升值的论调甚嚣世上。不仅美国国会不断就此问题发难,要求白宫给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放开人民币汇率;也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是造成美国巨大外贸赤字的罪魁祸首,为修正创纪录的世界经济失衡,人民币必须升值。笔者以为,以上説法没有理解到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而一旦人民币真的如某些人士主张的那样大幅升值,对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来説,都可能意味著一场灾难。

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依赖性

战后经济史就是世界其他国家不断追赶美国经济的历史。为了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必要条件是实现对美国的大量出口,换回宝贵的美元;美元,作为世界硬通货,意味著对先进设备的进口能力,是落后经济实现生产效率提升的必备条件。更重要的是,在实现外向型经济政策的过程当中,落后经济体得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组织自己的经济体系,只有那些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行业才能生存并发展。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在50年代的欧洲、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亚洲四小龙、80年代的东盟,90年代的中国等国不断重复上演。尤其是现在在中国上演的经济故事,对於人类而言具有绝对伟大的意义。13亿人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人类历史上从未一睹的规模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从30年前的古代生産方式迅速地升级换代到现代化流水綫生産,由此爆发的生産效率快速提升,不仅极大地改善了13亿人的生存质量,也在全球水平上提升作整体经济的效率与总量。

这种经济演进要得以维持,有几个基本条件:

首先,中国国内经济维持持续的高投资,以实现中国国内充沛的发展机会。东亚社会天然的高储蓄率仅是维持高投资率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来自外贸顺差的资金流入、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不仅提供了资金上的供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产业组织与管理上的资源支持。

第二,大量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能够找到市场。国内消费市场发育滞后,无法提供足够庞大的市场;此时,是低估的人民币币值保证了中国的生产能力能够被美国市场所吸收。

第三,为维持美国市场持之以恒的吸收能力,美国经济必需创造全球最高的投资回报率。这种全球最高的投资回报率保证了美国的巨大外贸逆差——中国实现生产能力飞跃的必然代价——总是可以得到外国投资的融资支持。

这三个条件,在90年代至今的中美两国同时具备。毫不奇怪,90年代之后的世界经济,几乎都是由中美两国的经济互动所决定的。日本、欧洲、甚至东亚其他经济体,都只是在这出经济大戏中扮演配角的角色。参与到这种经济秩序中的国家获利,而远离的国家则受损。

人民币大幅升值负面影响巨大

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对这个过程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一旦这一基础性的机制受到破坏,对中美两国以及世界经济而言,都不会有正面的作用——尤其在目前这个经济周期段上,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产生严重的、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这种负面影响首先是针对中国而言的。中国去年国民生産总值增长速度高达9.5%,出口以及投资超纪录的增长是最主要的动力。这种增长,不仅付出了环境方面的巨大代价,在金融方面,也埋下许多隐忧。中国的金融、投资体系一直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全社会无法扼制的强烈投资冲动。在产权界定不清的环境中,与巨大的投资规模相伴随的,是极低的投资回报率。这不仅造成国有银行高企的坏账率,更重要的,造成投资的自我维持性质。在经济扩张时期,上游行业的投资高潮触发新、下游行业的投资高潮,放大了经济成长速度;而一旦陷入低谷,几乎95%行业都呈现出的过剩生产能力将令整体经济陷入巨大震荡之中。

目前的情况显示,这种负向的震荡正在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作为全社会投资膨胀的典型体现,全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升;而最近的数据指示,上海房地产(全国房地产热潮的中心)开始降温。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两三年内,为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中国经济将会遭遇相当大的挑战。雪上加霜的是,一旦宏观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前几年进行的大规模银行放贷将转化为创纪录的坏账,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

这种时刻,如果再放任人民币大幅升值,将抽走中国经济最后一道防御。本来,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注定将会低於前几年。一旦再主动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实力,几种负面因素的叠加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到时候,不仅7.5%的增长速度无法保證,人民币甚至反而可能出现贬值,令中国与世界经济都陷入紊乱之中。

从美国方面考虑,强迫人民币升值也是弊大於利。战后长期执行的强势美元政策赋予美国强大的铸币收税权,令美国得以不断分享落后国家经济超速发展的利益。当美元高估的时候,大举进口显然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用誇张的币值进口廉价产品):进口量越大,外国转让给美国的经济利益越多。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减少储蓄,积累逆差及相应的外债,都是十分合理的经济行为,背后有铁一般的经济逻辑的支持。笔者曾经再三论述,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与国际资本净流入是同一枚分币的两面。唯一的问题只是,需要为巨大的贸易逆差融资而已。而中国、日本、东盟各国、阿拉伯国家等外贸顺差经济体对美国资本债券市场的投入正好保證了这一点。事实上,大量进口中国低价产品、中国等国对美国国债的大举购买,是保證美国经济近年来享受低通货膨胀率、低利率经济环境的重要因素。

一旦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的通货膨胀威胁将会加剧;国债价格下滑,利率上升。这种负面影响,显然不是增加少量加工业工作机会能够抵消的,最终必将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的稳定。美国国会的短视行为,可能令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付出惨重的代价。

当然,在外界压力积累、美国保护主义思潮日益汎滥的环境当中,中国政府倘若完全不做出任何姿态,可能亦非上策。某种更灵活的外汇机制改革并非不可考虑,但前提是,任何改革,都应该以维持人民币的基本稳定为前提条件。任何有违于此的举措,都可能招致“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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