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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曾经的克林顿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以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三重身份让斯蒂格里茨来评述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意义非同小可。
昨天，斯蒂格里茨做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论述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信息不对称理论让斯蒂格里茨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由于这个理论的贡献，让人们意识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过度储蓄问题很快消失
虽然就在前天央行发布调查显示：近期居民的储蓄意愿是在不断增强的，但斯蒂格里茨却预言说“中国过度储蓄的问题会很快消失，中国届时应该准备好调整政策。”经济学家总是看长期的走势。
斯蒂格里茨说：“今天推出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以便随着经济的需求改变而相应调整。”斯蒂格里茨所言的政策便是指转向内需的政策，“中国将更多依赖内需的增长而不是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
斯蒂格里茨分析说：“资金只是抑制了国内消费的因素之一。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得比市场保障体系建立的速度还要快。”但他话锋一转，又谈及：“显然，我们要把握平衡。在西方，有人担心过分强大而设计不合理的公共保障体系导致了储蓄的减少和激励的减弱。”
保护知产应恰到好处
斯蒂格里茨认为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包括几个方面：完善的教育体系；由研究型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对基础研究进行有力支持；有促进企业部门知识发展和转移的政策、项目和制度；有一个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有资金来源；有用以减少创新风险和失败后果的政策。
斯蒂格里茨着重评论了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个问题，他认为加入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简称）和WTO有很多益处，但也令缩小知识差距更加困难，因为TRIPS的知识产权体制不是一个平衡的知识产权体制；知识产权有巨大的社会成本——它创造了垄断权，提高了价格并扭曲了市场。当这些是建立在已有的垄断权或触及到关键领域时社会成本可以十分巨大。在两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和WTO）的标准做法是绕过知识产权；可以使用强制许可证禁止不当的市场行为。这种不当行为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特别严重。
“只有当知识产权所引致的创新好处足够大时，知识产权的巨大成本才是可以接受的。” 斯蒂格里茨认为，中国必须在TRIPS和WTO的框架尽可能地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平衡，必须充分利用TRIPS在包括发放强制许可证等问题上的灵活性。
防备垄断和利益集团
在昨天的演讲中，斯蒂格利茨谈到了反垄断的问题，他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在充分竞争时才能体现出好处。但获得利润最简单的途径便是垄断；通过进入壁垒弱化竞争，所以有一个积极而警觉的反垄断机构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抑制竞争的做法都在本地发生”。所以，斯蒂格利茨建议不但要建立全国的反垄断机构，还要建立地方的反垄断机构。
另外，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还要防备利益集团的作用。“有人认为在能源持续低价上已经体现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能把利益集团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那么中国就真正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