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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些环境灾难表明,中国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对GDP的盲目追求,导致人们忽略了增长质量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转变它对经济产出的核算方式,使所有成本都得到体现,从而刺激地方政府注重成本.
中国在衡量经济产出的时候,应该加入三个方面的成本.首先应该从GDP中减掉石油、土地等方面的投入成本.其次应该从GDP中减去因工带来的人员死伤成本.再次中国国家环保局应该把环境成本分摊到各省,以便各省在计算GDP的时候扣除分摊到的这部分环境成本.在抽掉这三部分成本之后,剩下的就是国内生产净值(NDP:Net Domestic Prudoct).我认为,用NDP来衡量地方政绩,可以提高中国效益.
如果去除自然资源成本和土地成本,那么中国的经济产出值可能要降低6-7%.另外还有6-7%可以作为环境成本和因工死伤成本从经济产出值中扣除.此外,有些经济活动带来的呆账也应该扣除.上一轮商业周期中,呆账总额高达40%.要估计本轮周期中的呆账还为时尚早.
哈尔滨水污染事件的教训
两周前的吉林化工厂爆炸事件,使大量苯流入位于中国东北的松花江.哈尔滨被迫停水四天.未来几天,污水还可能进入俄罗斯一些沿海省份.这次事故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工业化过程不可避免会带来环境恶化.但是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恶化加以限制.所谓“发展中国家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的流行说法,并不适用于中国.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500美元,但是在全世界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8个.“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会给中国带来大规模的健康危机.
最近几年,环境相关的成本渐渐凸显.中国70-80%的江河和湖泊遭到污染.尽管城市居民可以饮用净化水,但占总人口约60%的农村地区人口却只能依靠这些未经净化的水源.当前的经济繁荣并没有给农村人口带来多少收入的增长,相反他们却承受了不成比例的污染后果.这不利于社会稳定.
现在,环境治理应该也可能要成为首要任务了.总的治理成本难以预测.当务之急是净化水资源和改善空气质量.我推测,总的治理成本会在2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量看起来很大,但是比较一下今年1万亿美元的固定投资额,这个数额应该是支付得起的.
中国1万亿美元的固定投资里边,相当一部分是一种浪费.空置的楼房和利用率过低的公路到处可见.若将这些固定投资中的有些部分用于环境治理,收效会大得多.
用NDP激励地方政府
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分散,主要由各地政府主导.对各地政府的激励方式,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目前中央政府在衡量地方政府业绩时,唯一可以量化的考核指标就是GDP.这导致地方政府单线追求固定投资,并漠视环境成本、劳工条件,以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我们认为,如果不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方式,中国经济将很难取得良好发展.必须要用可以量化的目标来激励地方政府.中国如此之大,中央政府如果采用一些模糊目标,很难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管理.GDP这个考核指标,可以平行计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
对GDP指标加以改进,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更有效的考核指标.比如说,资源消耗是很容易计算的.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把自然资源和土地的价值从GDP中扣除.这些资源都是有市场价格的.
中国应该将因工带来的人员死伤标准化,以便核算成本.各个省份都应该公布这方面的成本,并将它们从GDP中扣除.
环境成本很难估算.但还是有可能召集环保总局的国际专家,把环境成本分摊到每个城市,这样每个城市在计算GDP时,可以把分摊到的环境成本从GDP中扣除.
GDP扣除了自然资源、土地、劳工死伤以及环境成本之后,实际上就是一国经济的净附加值.可以把这个净值称作国内生产净值.中央政府应该用NDP取代GDP,来对各地政府进行考核.
由于NDP是一个净附加值的概念,它可以减少低效行为.举例来说,中国煤炭储量有限,因此对中国而言,更为有效的做法是,保留本国煤炭存量以备后用,同时从国外进口煤炭.但是在以GDP作为考核指标的情况下,政府挖煤越多,对它越有好处.若是以NDP来考核,就可以减少这种反向刺激.
另一个例子是乱卖土地的问题.为了给固定投资集资,各地政府加紧卖土地圈钱.我认为采用NDP指标也可以使这种行为得到控制.
环保和低能耗技术面临商机
投资的低回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的极度恶化、过多的劳工死伤……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数量驱动型发展政策必须尽快改变.如果真的转变过来,那么有些投资机会将减少,而其他一些投资机会则会增加.
首先,环保能力在中国将会成为很大的商业优势.一些擅长净化水源和空气的企业,在未来几年中可能拥有更多商机.一些注重环保的产品,比如更高效的机动车引擎,可能会有更大发展空间.
其次,一些污染性产业需要付出更高的环境成本.化工厂今后将受到更严格的环保标准限制,它们的投资和运作成本将大幅上升.钢铁等重工业也将不得不支付更多与环境相关的费用.一个可能的后果是重工业的合并,而迄今为止,地方政府一直抵制对重工业的合并.
举例来说,炼焦煤的价格可能会提高.炼焦煤在中国这么廉价,就是因为它对环境的破坏没有被计入价格.炼焦煤价格的提高,可能会给钢铁生产商带来边际利润压力.
此外,中国可能会鼓励提高能源效率.“十一五”规划有一个很重要的量化指标,就是要使每单元GDP的能耗降低20%.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技术可能会占据很大的优势.这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的一个主要投资机会.
总之,中国的发展政策必须要由数量驱动型转变为质量驱动型.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依靠低成本发展的那些污染性产业将受到影响.我相信,那些环保技术以及有效利用能源的技术将得到大力发展.(徐寒梅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