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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今年初，在国民经济四大调控目标中，各界对物价的预测几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共识，全年预计增幅大多都在3%—5%之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的调控目标为4%，正好也落在上述区间中点。
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二月份物价数据却在社会上引发了一阵躁动。一月份物价涨幅低至1.9%，有人欢呼“正利率时代终于回归”，继而担心“通货紧缩是否要来临？”二月份物价涨幅窜到3.9%，人们知道了“正利率只是一个中国春节因素所编织的美丽谎言”，因而担忧“通货膨胀能否避免？”但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今年以来物价的变化虽然表面上看有些飘忽不定，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让我们改变前期作出的有关结论。
物价涨幅在1%—6%之间属健康
通货膨胀之所以近期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主要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物价上涨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国际油价上涨、伦敦市场铜期货上涨、中国铁矿石价格上涨、国内油价和原煤出厂价上涨、农资价格过快上涨等。
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一些变化的出现虽然我们早已预料到了，但是变化的幅度却超过了原先的预测，其中，最典型的国际生产资料和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就超出大多数专家的预计。应该说，这种质疑是对的，因为一些“偶然”因素的出现确实使得我们的预测精度出了差错。比如说，国际油价屡次升至50美元/桶的历史高位，背后就包含了美国与欧洲遭受寒流袭击、产油大国伊朗发生了地震等一些偶发性成因。
那么，国内外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当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迅速接轨的背景下，国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对国内市场价格带来影响：一是被直接以较高价格进口到国内市场，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水涨船高；二是国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会加大国外企业生产成本，进而推高我国进口产品价格。但是，两条途径对国内市场价格带来的影响都不会太大，理由在于：一是我国从国外进口的产成品大多属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对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并不敏感；二是由于中国市场早已处于商品供过于求状态，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很难传导到消费价格上。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的分析，中国生产资料价格向消费价格传导的效率非常低，前者的涨幅只有15%到25%能够传递至后者。由此可知，国际和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虽然出人意料，但对我国总体物价水平却不会带来太大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对2005年物价运行形势比较乐观的理由还有以下几点：一是推动去年物价上涨的两个主要因素———粮价和油价，虽然今年可能不会出现明显的回落，但是增长幅度大不如昔，这是可以完全肯定的。二是由于前年物价是从10月份起突然升起，造成明显的前高后低态势。而去年物价走势则相对平稳，使今年的翘尾因素明显小于上年。据测算， 2005年消费物价指数中所包含的翘尾因素将为0.8%，低于上年1个多百分点。三是去年在国家发改委的严令禁止下，26个省份停止出台服务和公用事业类的提价政策。这些被“冻结”了的价格今年毫无疑问有望获得“解冻”的机会，从而可能成为引导物价水平上升的最主要因素。但是，这一块实际上属于政府可控的范围。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要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和“把握好公共产品和服务价格调整的时机和力度”。
如果把国民经济看成是一个人的话，物价指数则是他的体温计。从历史上看，物价涨幅在1%—6%之间的时候，基本都是国民经济健康状况良好的时候。而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即使受一些突发因素的影响，全年我国物价水平依然会处于上述“健康区间”内。
应加速调整一些不合理价格
当然，物价总体状况保持良好，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物价问题上可以睡觉。相反，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还应该加速对一些不合理价格进行调整。除了上面所谈到的偏低的服务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需要提价之外，水、土地使用价格也理应逐步上调，直到市场价格能够反映出其真实价值。对不可再生稀缺资源进行价格调整，实际上也是促进我国节约型经济发展所必须走的第一步。为此，我们还必须采取一些“对冲”措施，以维护物价总体水平的稳定。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适当地提高利率水平无疑是一个可供考虑的选择。
正常情况下，作为资金的价格，利率水平应该适当高于物价水平。但利率水平低于物价涨幅的“负利率时代”，却已经持续了一年半了。本来低廉的资金价格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和产品售价，但在我国由于资金价格过分低廉，以至于物极必反，反而成为了价格上升的一个重要成因。2004年我国的经济过热在很大程度上是民营经济的投资过热，而长期负利率所导致的大量资金进入体外循环，则是许多民营投资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各地炒房团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一呼百应，则更该拜负利率之所赐，因此所带来的生产资料价格的飙升已经远远抵消了负利率对成本的抑制作用。所以，适时提高利率水平对防范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都具有明显的作用。
另外，从加强宏观调控的角度看，提高利率水平也有必要。有人说，“2004年是宏观调控年”，但我认为更严格的表述应该是“2004年是综合宏观调控年”。新一轮宏观调控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启动，只是到了2004年才第一次使用了包含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在内的综合调控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使得2004年的宏观调控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然而，这一轮宏观调控并没有结束，因为局部过热的经济虽然降了温，但病源却没有得到根治。非市场化的手段虽然可以较好地完成前一个任务，但在根治经济病症方面却只能借助于市场手段和完善市场内在调节机制才能实现。而利率作为市场价格体系的最基本指标，如果不回归正常水平，完善市场内在调节机制就无从谈起。当然，为了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国内利率的调整幅度和节奏需要参考美联储的有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