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以前，我参加了一场关于欧美商业模式的辩论：欧洲的“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模式行得通吗？为什么市场经济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计划经济？成功的市场体制如何能够转移到穷国？这场辩论既有启发性，又富有成果。辩论结束后，我不无自得地看到5名记者向讨论小组走来，显然是要道贺。没想到他们从我身边擦身而过。令我感到生气的是，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美国的结构性赤字或是欧洲正在恶化的人口格局，不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何以如此贫穷，也不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何以如此迅猛。
这些记者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讨论小组的成员之一是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这些记者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聆听有关全球经济课题的讨论，就是为了想从那位讨论小组成员的话语中，揣摩他会不会支持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结果，在失望之余，他们只能指望从轻松而无戒备的私下交流中得到片言只语，使自己不致空手而归。
如果你阅读报纸的经济版，或看商业电视节目，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做出这类利率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几个月来，有关利率周期已经逆转的猜测无休无止。英格兰银行已经三次加息，美联储何时跟进？利率会在今年九月达到巅峰吗，或者要等到明年？
这有关系吗？我们在那场辩论中探讨了为什么西德遥遥领先于东德。不错，(西德的)德意志联邦银行(Bundesbank)在管理货币政策方面的纪录无懈可击：从1948年建立西德马克(D-Mark)，到1999年引入欧元，其成就都不逊色于其他任何央行。但没有人会说西德与东德之间的发展差异是利率政策的结果。国家实行的其他政策显然重要得多，包括：私有体制还是国有体制，竞争体制还是垄断体制，围绕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以及教育和培训体系等。金融市场对这些微观经济范畴的因素从来不屑一顾，相比之下，即便是有关利率变动的谣传，也能使上市公司的市值波动幅度高达数十亿美元之巨。
利率固然对企业投资和消费者行为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一般是有限的。欧洲央行(ECB)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欧洲，利率每升高0.25个百分点，三年内最多可使消费减少0.1%，而企业投资的减少幅度则更大一些，可能会有1%。这些温和的反应，也应该与我们的预期相符。不会有太多的企业投资项目在利率为2%时被人看好，而当利率升高到2.25%之后，即失去其吸引力。况且，信贷费用与货币市场利率之间，只存在着松散的关联。
利率的大幅变动确实会形成较大冲击。毕竟，消费者和企业在面向未来进行规划时，一般都是以未来与当前差别不大为基础的。
假如人们在这方面的预期与现实不符，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有时候，导演这种突变是必要的，如在1980年，(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政策就有效遏制了通胀愈演愈烈的势头。但更普遍的情况（如1990年代初期的英国和未来数年的美国)是，经济政策的骤变只能是管理不力的结果，最好能够避免。也正因为如此，英格兰银行行长梅尔文•金(Mervyn King)曾表示，他的目标是使货币政策“乏味”。迄今为止，他在这方面做得还算成功。
但上文提到的那些记者的行为显示，梅尔文•金的成功还不够到位。如同时装和管理学理论一样，经济指标领域也讲究时尚。我记得有一阵子每月的国际收支平衡统计数据经常成为电视的头条新闻。而每月通胀率、失业人数，乃至货币供应量，也都曾在某一个时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当今，市场着迷的对象则是利率和房价。归根结底，在证券交易员们混天倒地的世界里，别人认为什么事情重要，这些事情就被视为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事情真的有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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